光绪七年，户部提出了一项关于“取消印结银”的试行建议，并上奏给慈禧太后请求批准。然而，这一提议却在京城内引发了广泛的反对声浪，许多官员纷纷表达了不满。慈禧在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时，最终不得不驳回了户部的请求，未能成功实施取消印结银的计划。

对于很多读者来说，可能对“印结银”这一概念并不熟悉。所谓的印结银，实际上是一种买官者必须缴纳的手续费。按照当时的规定，任何通过捐纳方式入仕的人，首先需要通过吏部的考核。如果考核通过，接下来，他们还必须获得本籍在京官员的担保，这一过程被称为“保结”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需要本籍官员出面为其担保，而这一担保并非免费，所需费用根据不同情况，从几十两到数百两不等。

捐纳制度自康熙年间开始实行。由于当时三藩之乱后，户部财政捉襟见肘，康熙皇帝为缓解财政压力，不得不通过出售官职的方式迅速筹集资金。这一制度最初是为了解决财政困境而设立的，康熙帝对此的初衷是应急，因此设立了较高的门槛，要求必须有本籍官员担保才能授官。捐纳的做法虽然源于应急，但也引发了读书人，特别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们的强烈不满。幸运的是，康熙、雍正和乾隆三朝虽然没有废除捐纳制度，但其实施范围始终较为有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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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到了乾隆之后，特别是在咸丰、同治和光绪三朝，捐纳的风气愈加盛行。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，一方面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，导致国家财政几近崩溃，政府不得不大量出卖官职；另一方面，捐纳制度也成为了在京官员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。在京的官员们对于这一制度并不反感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支持，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“穷”字。

在清代官场中，“穷”并不意味着耻辱，反而是一种象征清廉的褒义词。士大夫阶层常常认为“贫穷”才是君子应有的品质。因此，“清贫”一词在官场中并不被回避，反而是许多京官身份的象征。实际上，清代京官的贫困是由于京官俸禄相对较低，尤其是与外省官员相比，他们的经济收入明显不足。虽然雍正实施了养廉银制度，极大提高了外省官员的收入，但京官的俸禄并未得到相应的提升。

乾隆帝在位时，宣布了从乾隆元年开始，京官的工资将加倍，原来的工资称为“正俸”，加倍的部分称为“恩俸”，即所谓的“京官双俸”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并非所有京官都能享受这一待遇。只有正式的公务员才有资格领取双倍工资，而一些合同制的京官，如新科进士、病愈的候补官员等，则没有资格享受这一待遇。即便是正式京官中，也有一部分无法享受双俸，例如顺天府所属的官员以及五城司坊的官员，名义上是京官，却无法领取恩俸。

表面上看，乾隆的这一政策似乎给京官们带来了福利，然而，实际上京官的基本工资并不高。比如，正五品的郎中，一年仅有80两的工资，即使加上恩俸，也不过160两。更为奇怪的是，从咸丰朝开始，直到光绪十二年，京官的工资，无论是正俸还是恩俸，常常被打折发放，实际上到手的只有原工资的70%，甚至有时仅为50%。这几乎让京官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。

由于京城物价昂贵，特别是米价高涨，许多汉籍官员在京城任职期间，常常面临经济困境。大部分汉籍京官在入仕后的多年中，生活依赖借贷度日。张之洞曾做过一番计算，他认为一个京官的最低年支出大约为300两，如果想过上稍微体面一点但并不奢华的生活，至少需要1000两。虽然三品以上的大员通常不会为生计烦恼，但这些高官的数量毕竟有限，大多数京官的品级较低，甚至一些小官员得不到地方官的资助，就算有，也只能是小小的零头。

在这样困窘的经济背景下，印结银成为了许多京官，尤其是低级京官的重要收入来源。捐纳风气在咸丰和同治时期蔚然成风，成为了许多官员的经济支柱。京官们通过印结银获得的收入，成为了他们生活的重要保障。

但许多人会疑问，印结银是如何分配的，如何确保每个官员都能得到这笔收入呢？由于捐纳者只需找到一名京官担保，如果京官没有生意可做，那么他将毫无收入。因此，为了保证公平分配，京官们制定了分配规则。以江苏为例，江苏籍在京官员中的进士出身者轮流负责管理和分配印结银，每个月按总数平均分配给所有江苏籍京官。

印结银的收入对小京官们至关重要。按平均水平计算，一个七品小京官的年收入大约为200两，这一收入远高于他们的基本工资。印结银帮助许多低级京官度过了经济困难，因此，光绪七年户部提议废除这一制度时，遭到了众多京官的强烈反对。慈禧太后也因无法满足这些官员的工资需求，最终不得不放弃取消印结银的提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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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天津市